深圳圍棋培訓機構排名哪家強？深圳秦漢胡同面向學員，開展文化素質培訓與服務，通過近20年發展，秦漢胡同專業提供國文、國畫、書法篆刻、茶藝、圍棋、古箏、琵琶、笛簫、巴烏、葫蘆絲、古琴等傳統文化藝術課程的綜合性教育培訓和研究機構。課程學習的設置由淺及深,利用傳統教學方法并引入多媒體和互聯網互動式教學,讓廣大學員全方位浸泡式學習技藝。

由于南北朝時期玄學的興起，導致文人學士以尚清談為榮，因而弈風更盛，下圍棋被稱為“手談”。上層統治者也無不雅好弈棋，他們以棋設官，建立“棋品”制度，對有一定水平的“棋士”，授予與棋藝相當的“品格”(等級)。當時的棋藝分為九品，《南史·柳惲傳》載：“梁武帝好弈，使惲品定棋譜，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”，可見棋類活動之普遍。日本圍棋分為“九段”即源于此。

隋唐宋元

明清

明清兩代，棋藝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。其表現之一，就是流派紛起。明代正德、嘉靖年間，形成了三個的圍棋流派：一是以鮑一中(永嘉人)為冠，李沖、周源、徐希圣附之的永嘉派;一是以程汝亮(新安人)為冠，汪曙、方子謙附之的新安派;一是以顏倫、李釜(北京人)為冠的京師派。這三派風格各異，布局攻守側重不同，但皆為當時名手。在他們的帶動下，長期為士大夫壟斷的圍棋，開始在市民階層中發展起來，并涌現出了一批“里巷小人”的棋手。他們通過頻繁的民間比賽活動，使得圍棋游藝更進一步得到了普及。隨著圍棋游藝活動的興盛，一些民間棋藝家編撰的圍棋譜也大量涌現，如《適情錄》《石室仙機》《三才圖會棋譜》《仙機武庫》及《弈史》《弈問》等20余種明版本圍棋譜，都是現存的頗有價值的著述，從中可以窺見當時圍棋技藝及理論高度發展的情況。

隋代圍棋盤, 河南省博物館

由19道棋盤代替了過去的17道棋盤，從此19道棋盤成為主流。而隨著隋帝國對外的政策，高句麗、新羅、百濟把圍棋帶到了朝鮮半島，遣隋使把圍棋帶到了日本國。

唐宋時期，可以視為圍棋游藝在歷發生的第二次重大變化時期。由于帝王們的喜愛以及其他種種原因，圍棋得到長足的發展，對弈之風遍及全國。這時的圍棋，已不僅在于它的軍事價值，而主要在于陶冶情操、愉悅身心、增長智慧。弈棋與彈琴、寫詩、繪畫被人們引為風雅之事，成為男女老少皆宜的游藝娛樂項目。

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第187號唐墓中出土的《仕女弈棋圖》絹畫，就是當時婦女對弈圍棋情形的形象描繪。當時的棋局已以19道作為主要形制，圍棋子已由過去的方形改為圓形。1959年河南安陽隋代張盛墓出土的瓷質圍棋盤，唐代贈送日本孝武天皇、現藏日本正倉院的象牙鑲鉗木質圍棋盤，皆為縱橫各19道。中國體育博物館藏唐代黑白圓形圍棋子，淮安宋代楊公佐墓出土的50枚黑白圓形棋子等，都反映了這一時期圍棋的變化和發展。唐代“棋待詔”制度的實行，是中國圍棋發展的一個新標志。所謂棋待詔，就是唐翰林院中專門陪同皇帝下棋的專業棋手。當時，供奉內廷的棋待詔，都是從眾多的棋手中經嚴格考核后入選的。他們都具有較高的棋藝，故有“國手”之稱。唐代的棋待詔，有唐玄宗時的王積薪、唐德宗時的王叔文、唐宣宗時的顧師言及唐信宗時的滑能等。由于棋待詔制度的實行，擴大了圍棋的影響，也提高了棋手的社會地位。這種制度從唐初至南宋延續了500余年，對中國圍棋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。

古代圍棋(9張) 從唐代始，圍棋隨著中外文化的交流，逐漸越出國門。首先是日本，遣唐使團將圍棋帶回，圍棋很快在日本流傳。不但涌現了許多圍棋名手，而且對棋子、棋局的制作也非常考究。如唐宣宗大中二年(848年)來唐入貢的日本國王子所帶的棋局就是用“揪玉”琢之而成的，而棋子則是用集真島上手談池中的“玉子”做成的。除了日本，朝鮮半島上的百濟、高麗、新羅也同中國有來往，特別是新羅多次向唐派遣使者，而圍棋的交流更是常見之事。《新唐書·東夷傳》中就記述了唐代圍棋高手楊季鷹與新羅的棋手對弈的情形，說明當時新羅的圍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