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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說研究當代文學的學者常會感慨于文學排行榜：這首先是個體力活。言語不無戲謔，不過也確實是有感而發：文本在不斷演進、生成，且不說過往作品，單是每年動輒幾千部的長篇小說，就令人望而生畏。專家尚且如此，普通讀者更不必說。因此，在浩如煙海的年度作品中，遴選出優秀之作，雖總不免有各自的視角、立場，但仍顯得頗有必要。

比如今年，歲末年初，盤點風行，文學類排行榜引人注目。1月5日，由文學評論雜志《揚子江評論》主持的2018年度文學排行榜揭曉。在此之前，由老牌文學期刊《收獲》雜志主持的收獲文學排行榜、由長篇小說選刊雜志社舉辦的長篇小說年度金榜、由中國小說學會主辦的中國小說排行榜也相繼推出榜單。這些榜單互生與共映，對其觀察，頗可辨認出一些共通的時代氣流和審美風向。而時代感與歷史感的交相輝映，是其中最讓人有感觸的一個特征。

所謂文無第一，武無第二。歷年各文學榜單常各有偏好，而今年，尤其是作為文學門類中最為重頭的長篇小說榜單，重合度極高。李洱的《應物兄》在收獲文學排行榜、《揚子江評論》排行榜同登榜首，王安憶《考工記》同時入選收獲文學排行榜和長篇小說年度金榜，四個排行榜都有賈平凹《山本》，而在各個榜單的中篇小說門類中，遲子建《候鳥的勇敢》均為榜首。

為何重合度如此之高?究其原因，一是2018年長篇小說創作成果豐碩，歷來有長篇小說大年、小年之稱，2018年是無可爭議的大年，眾多有分量的作品扎堆出現，質量突出的作品贏得了較為一致的認可。其次，創作者、編輯者、研究者與讀者，對“何為好作品”有了相對一致的共識。這共識的一個重要方面，就是現實主義得到了鮮明凸顯，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嚴肅的現實主義必然是具有自覺的歷史感的。創作者以時代感和歷史感兼具的方式，深刻書寫中國經驗，探索豐富而復雜的人性內涵，構成了一幅時代寫作景觀。

比如，《應物兄》勾勒30多年來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軌跡。高考恢復40年，韓少功《修改過程》寫這40年來的時代變遷。《山本》為秦嶺立傳，徐則臣《北上》為運河寫史，《考工記》寫上海的一棟老宅，陳彥《主角》寫幾代秦腔演員的生存軌跡，劉醒龍的《黃岡秘卷》寫黃岡地區的歷史與文化，劉亮程《捎話》被論者稱為“一場歷史與心靈的‘捎話’”，其中激蕩的歷史感都值得回味。非常巧合的是，三位差不多90歲的老人都在榜單上重回人們視野：徐懷中的《牽風記》，宗璞的《北歸記》，彭荊風的《太陽升起》，濃厚真摯的歷史感更是洋溢筆底。

其實，拋開作品，單從排行榜的遴選發布本身來說，也可視作一種歷史感的呈現。曾有人說，任何文學評獎與排行榜，都是從“文學現場”走向“經典化”之路的一個驛站。經典，或者說高峰，需要時間的淘洗與沉淀;但前提是，眾多優秀作品提供孕育經典的土壤。年度排行榜，雖然只是一年時光的沉淀，尚稱不上有足夠的遠觀的距離，但作為一種精挑細選的成果，為時代書寫留下編年體的記錄，又何嘗不是一種歷史感的表現呢。